从“五条路”到“万亿城市”，合肥有什么秘诀?

其次，应协调好资本项目的开放次序，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为了防止在计息的情况下央行数字货币对银行存款的替代，至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增加银行存款向央行数字货币转化的摩擦和成本。因此，无须对央行数字货币怀有狭义银行恐惧症。

因此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两者表现不同：按需兑换是在负债端完成1∶1兑换，资产没有扩张。四是商业银行提高银行存款吸引力，比如提高利息或改进服务。而基于代币的数字美元钱包的相关成本要低于传统银行账户的成本，相应的服务覆盖范围可扩大到虽没有银行账户但能够使用移动设备的人群。如果不适用央行货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应最小化并严格控制因使用商业银行货币产生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流动间，就发生了货币的替代，或转换为资本，或转变成其他形式的货币（资产）。

他们认为代币化为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创新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基于我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开发了准生产级的法定数字货币原型系统。这种对比说明，人们并不按严格的纵向数学公式或统计定义形成他们对满足度的感知和预期。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特别是近几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历与实践显示，低通胀对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和理论框架提出了挑战，也动摇了通胀目标制的理论基础。因为常要研究的是消费人群的通胀预期及预期下的行为，尽管说跨期纵比的公式是对的。如果按过去的度量方法得出的通胀很低，而资产价格上升得比较多，会出现不可忽略的结果，货币政策的设计和响应难以坚称与己无关。即使人们现在不存钱，低回报率也最终会造成损失。

再后来，人们主张把自住房用类比租金来计量，但是住房权重仍相对比较小。同理，在教育方面，人们往往用横向比来形成对未来就业机会和前途的预期，而不是和上几代人纵比。

三、劳动付出的度量如何影响通胀的感知 前面提到了人们想测度的一个指标是通过工作换取特定收入的辛劳程度，或者说获得特定消费效用的劳动付出。但是实际上多数人都活到 70 岁以上，如果现在 70 岁去世了，大家会说英年早逝。表面上看，跨年度的通胀度量是可信的，没什么技术上的问题，但细想一下，也存在某些挑战。不过，在一些场合，比如金属冶炼中，需要测很高的温度，上述两种测量就不管用了，温度过高后水银会蒸发，双金属片会变软。

这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其中重要的关注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框架是否能够适应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需要，涉及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证依据问题，比如经验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已经彻底失效等。这之后才是可支配收入。不知未来能否出现一个创新型经济模型来应对这一难题。任何一种行动都会使人们变得更穷，从而压低消费者支出和经济增长。

资产价格除了影响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还涉及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众性消费问题，不纳入通胀考虑已经不行了，但怎么纳入还需要研究。对于住房，过去的概念是购房算作投资，价格变化不计入 CPI。

一个因素就是中部的美国白人不觉得比上一代人过的更好，这需要用房子、车、教育、医疗、养老等长期支出来进行综合衡量，这种比较是长期性的。总之，通胀在长期度量上存在问题，特别是资产价格如何反应到生活质量、支出结构上。

另外一种测试方法是利用双金属片温度计，两类金属在温度变化时的膨胀系数不一样，这个差异产生的形变使得温度计指针能够标出所测的温度。这就涉及资产价格问题。这种映射关系如果是一一对应且稳定的，测试中间变量就能得出对高温的度量。央行关注通胀的目的，可能是关心提高居民福祉的程度，促进经济体系稳定运行的程度，改善公众对经济系统未来稳定预期的程度。但这种数理上的科学性并不等同于人们的通胀感知及预期的效果。显然，现行通胀的度量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这需要更长时间的就学，追求更高的质量，从而花更多的钱。在美国，货币刺激已经将债券和股票价格推至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未来的回报率必然会更低。

公众直接或间接获取的这些公共服务的量与质均与价格变动有关，从而在概念上是有通胀或通缩的。美国的家庭农场也类似，收获的东西能卖多少钱，扣除种子、肥料、农机折旧，也容易算清楚净收入，这就可以知道净收入中多少用于养老计划、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等支出，这些支出换取来的福利也是大致可感知的，如政府税收可能会管一部分子女教育（公立学校），也有一部分（如课外辅导）管不了。

但一个可以大致肯定的关系式是：在某种均衡点附近，休闲和劳动时长是此消彼长的（互补的）。经济学里狭义的效用函数大约是指一定量的支出所能换取到的消费满足度。

近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转向了平均通胀目标。这和想象中的广义通胀有些相近，这是个较模糊的概念，但也许正是人们最终关心的。医疗方面，可能大部分医疗费用都要花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因此医保费用也具有长期积累性质，其回报都与资产价格有密切关系。而从宏观经济模型来看，分类劳动者的平均净收入等于劳动对 GDP 的边际贡献，则是清晰、无可置疑的。

有人问，加大政府补贴是否会改善这方面的预期？如果从理性预期出发，消费者会预估到政府赤字和累计债务愈来愈大，其中包括地方政府赤字和隐性债务，则未来迟早要加税或用某种形式的通胀来由居民承担。二是通过工作赚取特定收入的代价，是十分艰辛、疲惫呢？还是较为从容、轻松甚至愉快？这种综合又有模糊性的概念在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

从测度的角度来看，我们平常利用通胀率这个指标究竟想知道什么？按生活成本的上述理解，可能主要有这么几项： 第一，经物价校正后的真实收入究竟怎么样？究竟增加了多少？真实收入跟名义收入有所不同，名义收入要扣减通胀才能得出实际收入。这就意味着，以劳动付出或用净收入为口径的通胀预期会与现行可支配收入口径的通胀预期不一致，随即就给货币政策出了难题。

未来养老金和医疗支出都很大，依赖投资回报且具有长期性。不过，在实践中也遇到很多的疑问和挑战。

往回追溯 20 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在 71 岁左右，现在平均预期寿命 77-78岁之间，很快就会增加到 80 岁。当全球人口上升到 70 亿，城镇化成为相当多数人生活、工作的必然选择，城市可用地变得很稀缺且价格高昂，使得通胀度量再也不能无视或者低估住房的因素。首先粗略定义一下收入：厂商和个体经营者的毛收入指销售收入。注： [1]本文中的通胀（inflation）指的是综合价格通胀，以物价指数为指标。

货币银行学教科书教给大家的一个基本经济规律是，过量（超过 GDP增速）的货币扩张会带来通货膨胀。实际上，我们需要找到另一个中间变量，比如某一观察对象的颜色，它和欲测量的高温之间有一定的数学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映射关系。

用年度复利的通胀也难以有效比较。尽管不好计算，但人们也是常常做横向对比的，即平均来讲，与同等教育水平、技能水平、工作强度的人相比，你如果干其它工作可能的收入水平是多少。

这里还应该提一下，那些非强制性但绝大多数人都参与的养老金供款（如美国的 401K）和健康保险，对这些开销应算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之内还是之外，各国之间似乎缺少一致的理解和口径。如果股票很贵、债券收益率也很低，那么人们为养老投资几十年，但能够领取到的养老金数量是不足的。